这一方面指主体在礼教行为中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主体对于是否与如何践行礼具有了主动性。
就正面来讲，我们于经验上的行动若合乎心所自觉之应当的方向，心中则会生起一种满足感。而错误地将出于伪者视为出于性者的关键，即是忽视可以与能之间的巨大鸿沟。
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礼，孟子则以恭敬和辞让说之，其本质含义在于：将他人视为具有道德人格的个体而尊重之。（《荀子·解蔽》）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其次，经验世界的展开，并非我们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因有命在焉。在荀子看来，孟子言性善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其未能正视出于性与出于伪之分的理论意义【1】。
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结合荀子可以与能的区分，心知道、可道，也就实现了可以向能的转化。[27] 如此一来，《书》在汉以后的传播与脉流便已陷入到了乱局之中，迷雾重重，真伪难辨，遑论对于史前历史的探究了。
当记忆变成了口头传承或者文字表达，被有意识地记住、进而记录和书写的时候，某种思想观念便隐含于其中而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包含了诠释的意味。关于《易》的来源，《系辞下》谓：《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史记·周本记》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颂为赞歌，是宗庙祭祀和重大仪典的颂词、赞美诗。
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汉书·艺文志》谓：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
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近人有关中国哲学象思维特征的话题，可参见王树人的《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一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乐究竟有没有形成文本，经里边包不包括《乐》，在文献学上已难探讨。至此，六经实为五经，进入经学史的典籍已经没有了《乐经》。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周易》本身并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而祗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这就叫‘神无方而易无体。所谓诵诗，是指有声音节拍的朗读。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而《诗》、《书》、《礼》、《乐》并称，可能在春秋时代就已成为通例。
孔子歌，孔子击磬，孔子学鼓琴师襄子。[1]这些星星点点的口传、刻画，必须经过系统的记录和整理，形成连续性的意义呈现之后，才能够成为文献，而这个工作主要是由专门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史官来完成的。
[48]另一种是由先王所执与孔子所修，这样两个不同的时代来区别。《系辞》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7]《乐》并不是体现在某一个方面，而是整体性的，五者融一，合德则乐。[65]可见《春秋》的书写是隐而微的，其中暗藏了许多历史的寓意和伏笔，所谓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董仲舒语）。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牵于谶纬，《谷梁》窘于日月，刘原父之言也。
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故《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诗》、《书》，义之府藏也。再厄于建武，而亡《武成》。
这些纯属于巫史的行为亦必掺杂了各种思想观念，一如卜筮技术由简单到繁复一样，散落在卜辞记录之中的观念片段，也逐渐地向思想性的《易》系统靠拢，最终迎来了第三个时期的转向。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
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以四术之教，导之以四典，而成一培养体系，这可能就是周制。《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
言《尚书》自济南伏生。由今存文本之篇章来看，这些记录的内容应该起源甚早。
从现存记录看，后两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春秋以还。秦宓曰：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又傅咸有《七经诗》，隋樊深有《七经义纲》、《七经论》，乃《易》、《书》、《诗》、三礼、《春秋》也。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
孔颖达《正义》解释道： 说谓爱乐之，敦谓厚重之。歌诗，是以歌咏的方式表达。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33]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影印本，第21—22页。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
[16]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第75页。这其中，孔子无疑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捩点。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到了春秋时期，卜筮之风依然浓烈，《左传》、《国语》中有关占筮活动的记载就不下二十几处。对于《易》的成书，《隋书·经籍志》除了指出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之外，还强调了《易》在不同的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